开云体育app入口:伊盟文革时期武斗流血的生死战——“1·28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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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两派群众组织尖锐对立，尤其是在两大派群众组织纷争缠斗中，每天都有一些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群众组织把这些事情上升为“事件”，以示这些事情的严重性和迫急性，以期引起广大群众和上级组织的关注。因此那些年充斥各种小报、传单、材料、大字报上赫然醒目的题目很多都是“十万火急”、“紧急呼吁”、“最最最最”、“告全盟人民书”等等。但依据后来的史实判定和几十年后人们还有记忆的“事件”只有1968年发生的“1·28事件”和“3·3事件”还有此印象。

  本节笔者将对1·28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过程、后果及影响做出述评，以使伊克昭盟文革史上这次重大事件从我们痛苦的回忆中再以闪现，亦是对历史的反思和鉴证。

  所谓1·28事件是指1968年1月28日上午，因东胜县成立革命委员会而引发的自文革以来两派群众组织间最严重的武斗。

  这次严重武斗事件发生的背景是内蒙九条下发后，要求在革筹小组领导下，尽快实现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进而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但因九条表述模糊而留下的腾挪空间，加之两派间的猜忌而产生的互不信任，使大联合成为一句空线日上午联委会核心组织盟一中八·一总部的学生们用高音喇叭阻碍干扰东胜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庆典大会而引发了两派武斗。深层次原因则是联委会对革筹小组、军分区乃至内蒙革委会批复的几乎是总指挥部单方面成立的东胜县革命委员会严重不满而导致的反对，甚至是反抗。从另一个角度讲政治是一门平衡的艺术，要有妥协的精神，宽容的雅量，摒弃前嫌，共同携手，才能完成欲达之目的，但处于颠狂时代的文革中人哪有妥协和宽容之说，只有对立和交锋之实，因此，不出现1·28事件和3·3事件那才叫怪呢！

  我们看看当时能够主导伊盟局势的三股力量的各自心态和所处的位置吧，当时在伊盟的大局中能起到领导和制约各方的只能是伊盟军分区了。此时伊盟盟委已没有了领导职能，伊盟行署则于1月13日被宣布撤消，权力真空虽由革筹小组填充，但15人的革筹小组排名在前的四位都是军分区领导，因此军分区是说话算数的，是当时最主要的领导力量。但军分区因去年三月在支左中也和联委会一样“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且在全力支持联委会夺权的同时，宣布总指挥部为“”组织。他们此时确实有些心有所惮，他们再不能犯错误了，而且已为去年三月的支左错误做了“深刻”检查，现在作为主导伊盟的力量，他们要堪当大任了。他们的弯子也转得特别快，现在又全力支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的总指挥部，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站错了队的联委会则投鼠忌器，不能让人抓住小辫子。加之，军人的直率和服从命令的天职又缺乏地方工作经验，使他们在随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很难发挥出中枢领导的作用，不乏多有失之偏颇的地方，“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中国历史》第二卷，下册791页）。

  而总指挥部此时风头正健，他们是三月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受害者，“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内蒙九条中语）。自认为是红九条钦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当然也就是响当当、硬梆梆的无产阶级造反派了。他们在15人的革筹小组里有4人，而且被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刘忠、王稼忠（华北局从山西调来）也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胜利的成果来之不易，但前面的路程还很长，斗争还很激烈，他们是响应大联合号召的，但这个联合必须是以总指挥部为核心，将联委会“联合”起来。

  而总指挥部下属的一些组织的头头们思想更为激烈，他们都以为联委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文革以来就高举“保皇”大旗，红九条没有明文把他们打成“保守组织”就够便宜他们了，现在和他们大联合就是“吃掉”他们。至于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已有革筹小组的先例，只能象征性地给他们留下一两个委员席位（最多有一个常委）就可以了。

  胜利果实确实来之不易啊！快两年的斗争中，披荆斩棘，冲锋陷阵，受了那么多的“迫害”，付出了那么多的辛劳，现在是到了该摘桃子的时候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总指挥部是不容别人置喙的。

  至于联委会他们已处于守势，处境不妙，如前所述，他们在九条下发后很快调整了方略，更换了上层，稳住了队伍，总的想法要“坚持四个月，彻底翻身”。这是个口号，只是为了凝聚人心，而联委会的上层也不相信能彻底翻身了。他们很明白，将来在大联合中主动出击些，在成立革委会能“平分秋色”就算不错了，恐怕连此也达不到。因为此时联委会的基层骨干们迷漫着一种悲戚的情绪。尤以伊盟一中八·一们最为激烈，他们不承认自己实际上已经“失败”了，反而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来对抗大联合。他们都以为“联合就是投降，联合就是叛变。”所谓大联合的学习班是要瓦解联委会。当时在革筹小组主导下成立了旨在促进东胜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实现联合的“大联合委员会”。但八·一们放出话来，说“大联合委员会是大阴谋”。“是要搞垮联委会为郝（郝文广）田（田万生）翻案”。这个时间段还召开了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代会”，因为总指挥部代表占了大部分，便将先代会说成是“派代会”，大街上还贴出了“打倒派性，斩断黑手，增强党性”。“横扫派性，搞臭派性，搞派性的人决没有好下场”。“唤起工农千百万，直捣郝、田死党同心干”等大幅标语，矛头直指军分区的个别领导人和总指挥部的头头们。甚至有运输公司方向盘战斗队的群众涌向大联合办公室“抗议”，贴出了“砸烂大联委”的标语，使革筹小组苦心组织的大联合出现反复。有的已经实现了联合的单位，如东胜发电厂等五个单位，纷纷宣告退出大联合，退出学习班。大联合是成立新的革命委员会的前提和基础，大联合受挫，成立革委会焉能顺利，革筹小组为此伤透了脑筋，他们调和不了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愈来愈演的激烈对抗，或许他们本身就有自己的偏颇观点。

  继去年12月28日乌审旗成立革委会后，进入新年成立各旗县的革委会步履艰难。但革筹小组的想法是在1968年春节前再成立两个旗县的革委会，不能全拖在春节以后，这样给内蒙古革委会也有个交待，因为内蒙革委会要求将各旗县的革委会“尽快地建立起来”。再者成立一两个旗县的革委会也是对新春的献礼，亦可彰显革筹小组的权威。革筹小组会同各旗县的武装部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在春节前一定要将东胜县和杭锦旗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

  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旗县是有玄机的。东胜县是伊盟盟府所在地，文革中又和盟直机关缠合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如果克服阻力能将东胜县革委会建立起来，无疑对其它旗县是个示范作用，这是革筹小组的一厢情愿。至于杭锦旗则相对容易一些，因为那里的大联合搞的较顺利，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波澜。

  目标选定以后，革筹小组开始了一系列紧张的工作，而且时间也只有一个月了。但在东胜县一开始就遇到了强烈的阻滞。1月中旬以后，东胜县联委会和东胜县总指挥部在讨论县革委会人选时产生了严重的分岐，东胜县联委会提出要以原东胜县委书记赵锦玺，县委常委、副县长尚满堂为首成立革委会。而总指挥部则提出由华北局调来的干部王稼忠和县武装部部长孟宪伦为首成立革委会。双方争执不下，县联委会提出了个25人的各单（包括县总指挥部所属的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其中，县联委会方15人，最后向县武装部提出联委会“最少不能少于半数”，否则成立起来的县革委会就是“派委会”，“我联委会就不参加派委会的工作。”县总指挥部也提出了自己的名单，当然也是以自己为核心成立革委会，他们似乎胸有成竹，不像县联委会那些急急跃跃反应激烈。双方争执不断，但县武装部似乎不受双方观点的影响，他们最终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很快上报了伊盟革筹小组和伊克昭军分区。伊盟革筹小组和伊盟军分区经过一番讨论后也很快将东胜县和杭锦旗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方案上报内蒙革委会。出于保密，双方可能不知道上报方案的具体内容，联委会更在忐忑不安中希冀着、等待着、幻想着对自己方有利的批复。总指挥部虽也是焦灼、不安，但更多了几分急不可待的情绪。很快内蒙革委会在1月26日以（68）48号49号文件批复了东胜县和杭锦旗成立革委会的方案，虽是旗县一级的革命委员会，但这个批复报经了和中央文革备案，批复结果传回东胜后，犹如在平静的湖面上扔下一块巨石，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其激烈程度，其严重后果是内蒙革委会及伊盟革筹小组、伊盟两大派群众组织、伊盟各族群众都没有料到的。

  两大派群众组织此时的心境和表现也判若云霓，总指挥部一如红九条下发时的欢欣鼓舞，他们已充分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就等着正式登上权力舞台的那个盛大日子了。

  内蒙革委会的批复是这样的，东胜县革命委员会由29名委员组成，（暂缺6人，实批23人）委员会中常委11人（暂缺联委会1人）。主任王稼忠，是华北局调来的那批干部之一，有四名副主任。副主任孟宪伦是东胜县武装部部长是军队代表，副主任刘铁岭是东胜县邮电局技术干部，此人时年28岁，是1965年分配至伊盟邮电系统的大学毕业生，是东胜县总指挥的负责人之一。副主任刘立生是原东胜县文革前的两名副县长之一（文革前东胜县县长吴国柱，副县长尚满堂、刘立生），刘是一位工农出身的资历颇深的站队在县总指挥部的老干部，他以老干部身份任副主任就是为了完成东胜县革委会“三结合”的硬性要求。还有一位李姓副主任是县工交政治部的干事，也是县总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刘铁岭和李某二人是“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代表。批复回来的23个名额中只有县联委会两个委员名额，而原上报的仅有的一个常委名额也被“暂空”。两个委员中一位是只有20岁的青年团员魏某某，他是县联委会城关公社鲁迅兵团负责人，一位是县联委会八·一兵团刘姓普通队员。实际上原上报方案更耐人寻味，据知上报的一名县联委会进入县革委会常委的人选竟是一位18岁的靳姓女青年，他是县木泥社联委会观点的普通群众。可能内蒙革委会考虑到这样批复下去有些不妥，太过分了，对盟县联委会刺激太大，便把这个名额作“暂空”处理，又将原上报的委员名单中一位郭姓县联委会观点的幼儿园园长换为上述的刘姓学生。这两位像征性的县联委会人员进入新成立的革委会就算是在东胜县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这确实有些滑稽，这也是引起1·28事件的根本原因。

  这个批复说的彻底点就是县总指挥部单方面成立的一个革命委员会，想想吧！联委会方面能甘心吗？双方冲突的因子已种下就等时机爆发了！

  我的家乡杭锦旗也和东胜县一样如出一辙。内蒙革委会批复杭锦旗革命委员会也是由29名委员组成，（暂缺7人）其中常委11人。革委会主任李文杰是旗武装部部长，他是在1967年正酣的时候，和旗武装部助理员李保春公开亮相支持杭锦旗总指挥部的，现在修得正果，当上了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他的故事长着呢，我在后面章节还要提到他。两位副主任（也应是四位暂缺二人）一是站队在旗总指挥部的原旗委副书记吴占标，一是旗总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旗计划委员会干事赵永祥。29人中旗联总（即盟联委会观点）的只有两位。一是常委中的刘振铎，他是旗兽医站的一名兽医，一是杭锦旗一中红旗兵团的傲腾比力格（1971年后上大学，后在新华社内蒙分社、天津分社工作）。我们看到杭锦旗革命委员会群众组织代表20人，其中旗联总的只有区区二人，这也是为什么一家欢呼，一家愤懑的缘由了。

  对于这两个旗县的革委会组成方案，伊盟联委会既感意外，又感失望，继而感到愤怒，然后是愤怒后的张狂。在短暂的忖度愕然后，联委会开始这两个旗县革委会的建立，尤其是对东胜县革委会反应尤为激烈。我们现在很难说清这是联委会组织层面上的决定，还是联委会广大群众的自发行动，但反应的烈度是强烈的、火爆的。

  批复消息传回来的当天（1月26日）东胜街上就贴出了“要革委会，不要派委会”，“单方建立东胜红色政权对我联委会的革命行动毫无约束力”。紧接着，策略似有改变，由原来一概反对转为现在同意王稼忠等人的任职，而将刘立生作为新目标来攻打，说刘立生参与过三月复辟逆流，是郝、田线上的人，是马丕峰在东胜的黑干将，鼓吹推行单干风的急先锋，他怎么能当革委会的副主任呢，东胜县革委会“混进了坏人”。倒霉的刘老革命此时被两派的争斗所裹挟，竟成为联委会集中攻击的靶子。实际上刘老革命虽站队在总指挥部，但并非核心人员，总指挥部并不十分看重他，只因内蒙革委会非要让一位本地老干部进入革委会，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他被派上了用场，但却身不由己的陷入了一场风暴中。

  此时不大的东胜城流言不断，人心浮动，坊间盛传盟县两级联委会要联合行动，东胜县的红色政权，要大量张贴标语口号，要向中央发电报，要派人进京告状，总之一句话不承认东胜县革委会。更有激进者放言要冲击会场，抢走刘立生，孰真孰假，难以分辨，风言风语，令人存疑。但总指挥部方面却显得有些自信，他们以静制动，认为这些不过是联委会的一贯“伎俩”罢了，“跳梁小丑”们还能蹦跶几天呢，他们已被眼前的胜利冲得有些昏昏然了。而作为制约平衡两派力量的伊盟革筹小组和伊盟军分区也信心满满，虽然已经掌握了些联委会的动态，也估计到会有些风波和麻烦，但也没有想得那么严重，难道联委会们真敢和新生的红色政权对抗嘛！说得轻些这是派性在做怪，两派的大联合没有搞好，说得重些，这不是反对红色政权、反对中国人民（指伊克昭盟军分区）、反对内蒙革委会嘛。因此，伊盟革筹小组和伊盟军分区没有在制止事态发展上做多少工作，在这最要命最紧张的三天时间里他们在忙着他们认为是更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精心准备东胜县和杭锦旗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庆典。革筹小组和军分区的既定目标和想法就是一定要在春节前将东胜县和杭锦旗的革委会成立起来，但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1月26日内蒙革委会的批复才下达，他们定于1月28日、29日两天分别举行东胜县和杭锦旗革委会的成立大会。28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九日，29日是1968年农历戊申年的除夕，也就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传统节日大年三十，按照常理这是不太可行的，过了春节再办这件事又何妨？但以陈维周为首的革筹小组和军分区的军人们拗劲上来了，说到做到，必须在春节前将这件事办完，既为后面四个未成立革委会的旗做好示范作用，又可提振全盟70多万人民的革命斗志，亦是向农历新年的献礼，更主要的是向内蒙革委会有了一个交待。在这里战斗式的、命令式的、服从式的军人风格、部队作风展现出来了。

  目标定下后，即将成立的红色政权就像一架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从神经到细胞全方位、全天候的运作起来。尤其是东胜县，只有一、两天的准备时间，但需要做的事情却非常多，诸如成立大会的主持顺序、领导讲话，向党中央、毛主席的致敬电。各群众组织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的贺词贺信都要撰写好。还有大会场的布置（原东胜体育场，现科技馆中心广场），主席台上的顺序，各旗市代表的排序，大型标语红旗、语录牌的制作、会场的保卫，大会后全城的队伍都需要在一天内安排停当。好在红色政权这台机器的效率是高的，这些都应该不是问题。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工作很快就将这些做好了，他们就等着那个激动人心的盛大庆典到来了，那是多么令人光荣而骄傲的一刻啊！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们一年多来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高举造反大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牛鬼蛇神们猛烈开火，也是在经受了三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考验，与保守派们不屈斗争后得来的胜利果实。真是春风得意，欣喜若狂的一刻啊！

  胜利者是骄矜的，胜利者也应该是宽怀的，但接下来发生的1·28事件却给胜利者失败者双方兜头浇了一桶凉水，也使两大派群众组织的联合成为泡影，伊盟的局势更为险恶了，随后直接引发了惨烈的3·3事件，青萍之末，狂风源起，让我们现在根据事件发生后的调查组的初步报告及两派群众组织各自的说法，当时的大字报以及45年后笔者寻访亲身参与事件的知情者们的记述，还原震惊伊盟的1·28事件的场景吧，力求真实、客观、公允，就像时下人们常说的“原生态”，要的就是不加修饰的原始状态。

  1968年1月28日是冬天中难得的一个好天气，天空晴朗，太阳高照。东胜县革命委员会就要成立了。据气象资料记载，这天最高气温是零下11.5度，最低气温是零下22.1度，但有常见的2到3级的西北风，寒风飒飒中迷漫着一种肃杀紧张的气氛，掠过脸面更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整个一上午体育场人来人往，进进出出，工作人员忙个不停，直到中午12点钟才将大会布置完毕。主席台在体育场的北端（与原市一中只隔一条马路），正中靠墙立着三米高的毛主席巨幅画像，两面插立着几面高大的红旗，主席台前端正中是块状大红纸书写在木栏上的“东胜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的大幅横联，两边也是大幅语录标牌。主席台下面排队站立着东胜县和盟直机关的各群众组织人员和市民，最前面是伊克昭军分区和东胜县武装部的指战员们，呼三司和外地及各旗市也派代表团参加庆祝大会。只见会场上红旗林立，歌声不断，间或还有人振臂领呼口号，不大的东胜城上空不时回荡着高吭的歌声和口号声。

  与此同时，天空中也响彻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就义歌”等歌曲和论派性文章，间或还杂有“派性不倒，联合不了”，“要革委会，不要派委会”，“打倒派性，斩断黑手，增强党性”等口号，这是与大会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伊盟一中八·一总部的高音喇叭声，其高度、吭度、频度与庆祝大会上的高音喇叭难分伯仲。双方的喇叭声混合在一起，此起彼落，响彻入云，如若在平时也就罢了，但今天是东胜县成立革委会的庆祝大会，八·一的高音喇叭肯定会干扰大会的。实际上筹备小组早已意识到此事，昨天（27日）下午5点钟时，两名筹备小组工作人员为此专门给联委会打电话，要求在庆祝大会期间不要放广播，如要放就转大会实况。看来电线时左右筹备小组工作人员又打了一通电话，八·一的广播仍未停止。筹备小组人员和东胜县武装部副部长陈福亭及负责在一中进行军训的战士们去往一中八·一的播音室交涉亦未奏效，播音员说他们未接到暂停广播的通知，为此，他们找到了联委会中负责宣传工作的一位常委，但这位常委说我们也是在宣传思想有何不可，因此八·一的广播就一直未停止，使正在举行的庆祝大会受到了影响，也大大刺激了盟县两级的总指挥部的人员们。而闻知此事的军分区首长及革筹小组成员们，东胜县革委会的新贵们也极为恼怒，认为这是对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冒犯和挑战。

  中午12时，伊盟革筹小组组长、军分区政委陈维周、副政委李生祥、参谋长魏永敏等军分区首长及革筹小组副组长刘忠和小组其它成员，还有即将登台视事的东胜县革委会一班新贵们步入主席台坐定后，接着大会主持人宣布庆祝大会正式开始，程序是固定的，讲话也是激昂慷慨的。新任县革委会主任王稼忠代表县革委会作了长篇报告，首先共同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指出东胜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无产阶级造反派们战胜三月复辟逆流，深入批判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及其在内蒙的乌兰夫黑线，粉碎了郝田金王马等走资派势力的大好形势下成立起来的。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今后要以斗私批修为纲，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带领全县人民昂首阔步，奋勇前进，把东胜县办成红彤彤的思想大学校。

  王稼忠的长篇讲话后，接着是由播音员宣读了向毛主席发的致敬电，然后是从盟到县、群众组织、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的代表们依次上台宣读贺信贺词，虽有一路之隔八·一的广播干扰，但大会并未停止。

  大约在下午2点左右，正当呼三司代表宣读贺信时，从体育场北墙外扔进了些石头，打伤了会场内的工人群众，还有头被打破血流不止的，会场一阵骚动，顿时乱了起来，人们纷纷向主席台和体育场北墙外张望，探询。几位受伤的工人流血捂头的悲苦样子，极大地刺激了场内的总指挥部群众，尤以总指挥部属下一向冲锋陷阵的建工兵团的工人们更是怒火中烧，纷纷表示要反击八·一的行动。另有一位发电厂郭姓工人“一气之下”干脆跑到北墙外盟一中爬上电线杆子去剪电源线，八·一见状在播音室紧急通知说“现在播送紧急命令，八一战士们紧急集合，有紧急任务。”不知这有三个“紧急”的通知是出于八一总部领导的授意，还是在场学生们的临时举措，但像处于战时动员体制一样，不到几分钟就集合起100多学生队伍。他们有拿自制长矛的，有拿棍子的，也有衣服前襟兜着石头的，还有戴着安全帽的。冲出校门外就从体育场北墙外向会场内投掷石头。这次因为人多，扔出去的土石块密集而又有力，落到了密集的人群中，特别是一种叫“曼乎”的掷石方法，就是用绳子前端包上石头，使劲抡悠几圈，然后扔出去，当场打伤了会场内的一些群众，其中可能还有流血者。另外因隔墙扔石头，毫无目标，也砸坏了几个语录牌和毛，这就是后来总指挥部大力宣传并试图追查的联委会“砸烂毛”罪行的缘由。

  此时会场已彻底大乱了，主持人不得不宣布大会休会，让各群众组织整顿自己的队伍退出会场回本单位。但战端一开，岂能轻言收兵，总指挥部的一部分群众已冲到北墙高处，占据有利地势与试图冲上来的八·一学生们对打了起来，并且把最先冲上来的几位学生打下去，有一位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伤势不轻。但八·一学生们毫不畏惧，继续向前冲打。有点像冷兵器时代古战场上攻城样子，他们找来了长架“云梯”，冒着高处的棍戳棒打、土石飞矢，爬上体育场的围墙，撬开北门，蜂拥攻入体育场（会场），他们高声叫喊着，也不乏骂骂咧咧之声，打坏了扩音设备，捣毁了大块标牌，双方混战在一起，一时难分高下。连竭力制止武斗的战士也短不了被推搡挨打。八·一学生队伍似乎先得了一分，因为他们达到了打乱会场，阻滞东胜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目的。

  但他们高兴的太早了，这场战斗还远没有结束，就在双方打得不可开交之时，伊盟革筹小组和军分区领导紧急向内蒙革委会第二副主任高锦明电话汇报并请示，高锦明给出三点指示，大意是双方立即停止武斗，由军分区指战员和革筹小组出面制止事态进一步发展并做好有关善后工作。为此，革筹小组派出小组成员姜永厚、邬德祥、王孟斌和三名共7人在现场制止双方混打，落实高锦明的电话指示，但收效甚微，打红了眼的双方根本不听他们劝止。他们对处于对立面的八·一学生们原本就没有约束力，就连此时激战正酣的总指挥部方的群众也不听他们的话，或者原本就有些暧昧不清。他们无功而返，其中三个小组成员还挨了一些打，据说有一人还受了不轻的内伤。但此时双方打斗的对比力量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稍前，大会主持人宣布庆祝大会暂停时让双方群众组织各回所在单位。但看到有100多手持家伙的八·一学生们冲破围墙，攻进会场，乱砸乱打时，总指挥部所属的建工造反司令部的工人大哥们退出会场外后并未待在家里，他们汇同一条战线的其它工人群众们做了一番准备又杀回战场，算是一个回马枪。这次他们是有备而来，他们大部分是建筑公司的工人们，只见他们头戴柳条帽，手提棍棒，有的是铁棒，有的是自制的“方天画戟”，有的是安了尖锐铁器的长矛，像旋风般地冲回了会场，这次他们人数众多，虽无确切资料说有多少人，但肯定是大大超过了冲进会场的100多八·一学生们，他们从气势上、人数上、力量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他们高声喊着也骂声不断，就像呼啸的狂风，似乎还有临阵指挥者，见着八·一学生们就打。学生们哪里是他们的对手，须臾功夫就败下阵来，继而抱头逃回学校，也真应了那句古话“兵败如山倒”，工人大哥们乘胜追击，一路又打到了学校。学生们四处躲藏逃窜，根本不敢回到宿舍和教室里去，但经验老道的工人大哥们还是一个一个房间搜寻，见有上锁的房间就干脆打烂进去。学生们见状一部分退到联委会大本营的盟党校大院，一部分跑到街上或回到家中，还有一部分像战场上的退兵竟一路退到盟一中北边的瓦窑渠（今原污水处理厂附近），最远的跑到了碾盘梁和乔家村一带，真是远遁而去。

  工人大哥们在学校横冲直撞，砸烂了八·一总部的播音室，还抓了几个他们认为是“首恶分子”，据说还拿走了一些东西，此时他们应该是得胜回营了。

  吃了败仗的学生们士气低落，一脸悲苦，他们实在不相信眼前失败的现实。彷徨间，为了挽回败局，重振士气，那位联委会常委一路跑到联委会大院，用高音喇叭动员联委会人员迅速集结，要组织反攻（因为盟一中的播音室已被砸了）。他高吭的呼喊声带着几分悲壮的语调，并反复播送了几遍，使刚刚沉寂下来的东胜上空又回响着刺耳的喇叭声。但他的播音也为自己惹来了大祸，原本鸣金收兵的以建工造反司令部为主力的总指挥部参战队伍马上又冲向了联委会大院，声称要揪出黑手，揪出此次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和前线指挥者。他们似乎就把那位常委当作了首要目标。当时联委会大院兵力空虚，大部分队员不在现场（因为快过年了，大都已回家），他们实际上打的是一场无准备之仗，虽用高音喇叭召集队员，但人员集结、动员还需要一些时间。那时的党校还没有西门，只有东门，也设了简易工事，门口和要害处都放有带刺的路障。但这些根本阻挡不住潮水般涌进来的总指挥部战斗群众们，真是大军压境，所向披靡。他们当场抓住了包括那位常委在内的共三名联委会常委（其中一人是作战部部长），但其他两人很快就放了，只将那位负责宣传的常委拘押起来，此时的他已是伤痕累累，从盟一中的战斗退到联委会大院，他一直是冲锋在前，加之还会一些“武功”，他的目标最大，在劫难逃，全身带伤，被长矛扎中了三次，头腿背上都被铁棍所打，流血不止，头脸都被血水所覆盖。先是被押回服务楼（2000年左右拆掉，位于现在兴泰集团总部所在地）审讯，短不了又是一番毒打。当时主要是审问他谁是“破坏”今天东胜县革委会成立的主谋者，另外又问他联委会大院的工事设置，有无地道和外面相连，白银柱到底跑在哪里去了等问题，但他疼痛难忍，不止，哪有力气回答这些问题。此状被盟一中井岗山兵团的一位周姓学生负责人所见，毕竟还有几分师生情分，这位周姓负责人佯声呵叱着他，并向审讯的人员说道，这是重要“钦犯”，需带回盟委楼（当时已被总指挥部占据）详细审讯。实际上是把他带回有些保护的意思，先是给敷药包扎，而后让休息，过了几天才放回去，这位联委会的常委一直在家休息了20多天才能外出活动。

  我们再回到战斗激烈的联委会大院吧，总指挥部方的战斗群众们斗志高昂，不舍“穷寇”，将联委会的人员驱逐打散，而后将联委大院房间逐个搜查，尤其是“三部”即作战部、宣传部、联络部的房间更是被翻了底朝天，搜出了无线收讯机，自制的些土雷、爆破筒，还有几支雷管和一些化学原料，并有盟体委过去配备的小口一支和若干发子弹，而在联络部则抄出了大量的传单、材料文稿，还抄走了囤积的一些粮食。因为总指挥部方面这次出击的主力是盟建筑公司“建工兵团”，他们特别在意对立面的“红建兵团”，这是只有30多个人的一个兵团，与人数众多的建工兵团比较，他们势单力薄，只好将总部设在联委大院以策安全，不意这次竟被端了“老巢”。更让人惋惜的是联委会多方筹措、节省下来的1.3万余元人民币这次也被抄掠而去，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真让人后悔不迭。这次被抄走的物资、土制武器、钱币既是总指挥部这次战斗的胜利品，又成为联委会破坏大联合大反红色政权，挑动武斗的“铁证”。

  此役双方共出动近千人，历时四小时（中午12点至下午4点钟），其中联委会以八·一学生为主共约200多人，余者皆为总指挥部以建工兵团的工人大哥为主，占据人数、力量上的绝对优势，武斗事件以总指挥部的“完胜”而告结束。据双方各自对外公布，都有几十人受伤，总指挥部“确切”地说他们有50多人受伤，其中重伤38人。受伤部位主要在头面部、背胸处，大部分是缝合伤口，也有水肿挫裂伤的，还有脑震荡的，极个别有昏迷者。联委会也说有几十人受伤，主要是学生，总指挥部也承认在这次武斗中打伤了些学生，其中有葛姓、二位张姓、白姓的同学伤势较重。但伤势最严重的无疑是那位联委会常委，他可是吃了大亏的，好长时间才恢复了过来，以至时隔不久发生的“3·3事件”他都未能参与。

  1·28事件发生以后，伊盟革筹小组和伊盟军分区在第一时间内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形成了有关材料据说还上报了内蒙革委会。而两大派群众组织更是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将自己说成是受害者，以争取社会舆论和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当时社会上认识也不是一致的，一种舆论认为联委会砸了东胜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庆祝大会是反对红色政权的“反革命事件”，总指挥部采取的强力反攻措施是革命行动。另一种舆论认为东胜县革委会就是个“派委会”，砸得应该，砸得有理，砸得及时，而总指挥部动用了那么大的力量将人家联委会的大本营连砸带抄，做得过头了，是上了联委会预设的圈套（意为联委会诱敌深入故意让砸，以扮演为一个受害者博得社会及军分区内蒙革委会的同情，以利下一步的争斗，这是猜测之说）。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双方都是错误的，相互而砸，挑起这么严重的武斗事件，应该查清幕后策划人。

  围绕这几种观点和舆论，我们看看各方是如何动作的。革筹小组和军分区认为发生这么严重的武斗，又破坏了县革委会的成立庆祝大会，肯定有坏人在捣乱，需要尽快查清，是不是有走资派在幕后指挥，他们还真查着了些蛛丝马迹。有人作证说，暴彦巴图的弟弟奇格1月27日晚间从呼市来此探望哥哥，他带给哥哥6、7个苹果、一瓶罐头，还有一个包里不知装的什么东西，并附有一个纸条，托军分区的军管干部王某某捎给暴彦巴图。他们未让奇格与哥哥见面，但这也很让人生疑了，事件的前一夜来探望暴彦巴图，那个纸条写了些什么？而且第二天下午从盟一中武斗的现场，总指挥部的群众当场拉出了参与武斗的奇格。暴彦巴图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这是个重大线索。还有人证明，在事件发生的当天上午，联委会观点的盟二中校长金岗被“学生护送偷偷溜出一中的南大门”，在此关健时刻，他一个二中的校长跑到一中干什么去了？原东胜县委书记赵锦玺是联委会死保的“革命领导干部”，并意图将其结合为县革委会主任。赵锦玺在县联委会几次会议上的发言和盟联委会在大街上贴的标语口号如出一辙，加之赵锦玺并未像暴、郝、田等人被集中监住在军分区反省交待问题，他是这次事件直接策划者的嫌疑最大。所有种种迹像表明，这次事件是预先策划好的。

  1月27日，鄂旗联委会突然来了130多人到军分区、请愿、“闹事”，要求将来鄂旗革委会成立时，绝不能是单方面的“派委会”，否则要抗争到底。联系到这次事件中有大量的联委会观点的走资派子女参与，如林国梁之子林森、赵锦玺之子赵德荣、乌兰夫侄孙云成烈之子云巴赖、陶特格其之子王常保、刘长斌（原海市）之子刘晓波、柔隽放之子柔晓然、刘羊换（盟粮食局局长）之子刘秀洪、刘保国（盟财办主任）之子刘晓峰等就更证明了这个问题。但革筹小组和军分区查来查去，始终未找出“幕后策划者和直接指挥者”的证据。原来怀疑是不是白银柱在遥控指挥，但白银柱出走已有时日了，事件当天不在东胜倒是事件发生后气势强烈地给陈维周从北京打了通长途电话，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议。而暴彦巴图等人则被集中在军分区反省和外界断绝了往来，更说不上是幕后策划。假如坐实是暴彦巴图们幕后策划，那将是他们的灭顶之灾。至于其它线索也查无实据，因此，革筹小组在这点上还是谨慎的，未将此次事件定为什么“反革命事件”，只冠以“1·28事件”了事。

  说“1·28破坏东胜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的事件，就是一小撮阶级敌人蒙蔽和利用群众对抗红九条，反对红色政权，破坏革命大联合，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突出表现和表演。”（陈维周语）相较于革筹小组和军分区，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反映都非常激烈，各说各的理，总指挥部应该是这次事件的大赢家，得多失少，虽然东胜县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被“破坏而中断”，但以几乎全是总指挥部人员组成的县革委会毕竟成立起来了，而且即时视事柄操大权，这是联委会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而且总指挥部这次借盟一中高音喇叭干扰成立庆祝大会而引起的双方磨擦而至的武斗一举攻进了八·一总部和联委大院，虽然马上又退出，但已使联委会元气大伤，士气大挫。而总指挥部几乎没什么损失，说是伤了50多人，但一会儿说重伤者有38人，一会儿又说是26人。这次有些意外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总指挥部，他们想借此机会一举摧垮联委会。事件发生的当天，还未等联委会回过神来，总指挥部就连夜发了一个通电，将这次事件称为“全国、全区罕见的伊盟‘1·28反革命事件’”。以便在舆论上占据主动和高地。接着总指挥部紧跟配合伊盟革筹小组追查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和前线指挥者和一些“打人凶手”。因为组织上和情感上的关系，总指挥部将自己和革筹小组看作一家人，实际上也很难说清楚，除去陈维周等几位军队干部和内蒙派来的白双喜外，革筹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刘忠和姜永厚、张姓干部、邬德祥、王孟斌等人都是总指挥方面最主要负责人。他们可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脉的全部优势，联委会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总指挥部在事件发生后的所有观点集中体现在其当天争分夺秒写就并发出的通告中，这个通告篇幅不长，我们照录如下：

  最高指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真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通告中央文革小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内蒙古军区支左办公室、独立二师、伊盟革筹小组、伊盟军分区：

  内蒙古伊盟东胜县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全区一派大好形势下，胜利诞生了。在这锣鼓喧天，万众欢腾的喜庆日子里，东胜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人民怀着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敬仰、无限崇拜的心情，于1968年1月28日在东胜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成立和庆祝大会。但是阶级敌人并不甘心他们的灭亡，伊盟联委会以白银柱为首的一小摄坏头头，经过密谋策划，有组织，有准备的在成立和庆祝大会期间，挑动一些不明真像的青年学生，公开把矛头指向新生的红色政权。他们用石头袭击会场，当即打伤革命群众51人，其中重伤26人。伊盟革筹小组成员王孟斌等三人，东胜县革委会成员一人，三人。他们穷凶极恶地砸毁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画像，砸烂“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标语牌，砸烂“东胜县革命委员会”牌匾，强行霸占会场。伊盟革筹小组、县革委会对他们进行了耐心地说服教育工作，但他们执迷不悟，仍然顽抗，致使成立和庆祝大会中途休会。全国、全区罕见的伊盟“1·28反革命事件”，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伊盟联委会中以白银柱为首的一小撮坏头头大反内蒙古革委会、海市、乌审旗革委会、伊盟革筹小组之后，又一次大反红色政权的反革命大暴露。这是联委会中以白银柱为首的一小撮坏头头继1月2日冲击军分区，殴打革筹小组成员和中国人民之后的又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事件。我鄂尔多斯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对此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事件，本着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原则给予迎头痛击，彻底捣毁了三王一黄在全区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一个黑据点，猖狂反对红色政权的大本营——伊盟党校大院。这是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彻底、干净、全部肃清去春资本主义复辟的流毒，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捍卫红色政权，夺取无产阶级的全面胜利而战斗。

  此件抄送：各盟市革委会（筹备小组）、海市、乌审、杭锦旗革委会、呼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呼市地区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呼市工总司、农总司、呼三司、师院东纵、农院红旗、林院红旗、工院井岗山。

  这又是一篇标准的、典型的文革语式的短文，层次分明、主题突出。廖廖数语重点说明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将自己一方说成是事件的受害者，着重点明事件的严重性和性质是砸烂了毛、打伤了等人，并定义为“反革命暴乱事件”。而对于他们大获全胜的一举捣毁盟一中八·一总部和联委大院的行动则用语隐晦，一笔而过，但明眼人还是看出来的。另外通告直发中央文革、及内蒙古委会等，这又是文革的一大特点之一。那时各地区的两派群众组织吵打的不可开交，常常将矛盾上交中央。中央首长和中央文革成员们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常常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和发表支持某一方的讲话。有时为了解决一个地区的问题能够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大家还记得1967年2、3月间为了解决内蒙问题，周总理和其它中央负责人曾六次接见内蒙“四方代表”（内蒙党委、内蒙古军区、呼三司、红卫军等）。中央八条下发后又四次接见内蒙军区人员和内蒙党委领导人。文革的“四大”自由和混乱状态将原来的等级制度和秩序算是彻底打破和打乱了，一个地专级的地区群众组织的通告、传单竟可以上达“天听”，送到中央文革、，这也是疯狂年代的常态之一。

  1·28事件发生后反应最激烈的是联委会，他们在这次事件中是吃了大亏，一中八·一兵团和联委会大院都被砸掠，几十人受伤，还有被俘人员。总指挥部撤走之后，一片狼籍，犹如兵燹。大家面面相视，说不出话来，有的女队员泪流满面，男队员们则气愤填膺，都表示要报此仇，雪此恨，决不会就此退让，让总指挥部进一步得逞。他们当即决定，兵分两路，派出尽量多的八·一兵团的学生们赴京告状，向中央反映伊盟1·28事件真相。再就是连夜撰写材料和书写大幅标语，向东胜市民、全盟70多万人民及上级说明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联委会受到的“迫害”，以争取舆论和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这是刻不容缓的，一刻也不能耽误，大家还记得28日这天是农历腊月29日，再过10多个小时，就是大年三十了，但为了向中央讨还公道，为了那个其实就是虚幻的、飘渺的说不清楚的崇高革命理想和目标，这些年青学生们连夜出发。上京告状的主要是盟一中的八·一兵团“揭老底战斗队”及其它几个战斗队的学生们。为了不被总指挥部的人员发现，他们分成了几路分头出发。

  腊月29日的晚上，天上没有月亮，夜黑如漆，他们顶着飒飒的严冬寒风，一路跄踉，向东走去，他们知道哪个方向是包兰线，可以坐上火车。大家还应知道，东胜以东是沟壑丘陵区，梁峁深涧，崎岖不平，夜路极其难走，子夜过后，又下起了大雪，但坚定的信念，队友们的嘱托使他们毫不畏惧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一夜疾走，天明到了达旗盐店公社。在公路边的一家店里攀谈起来，是他们同学的一门亲戚，好客的房东看着这些蓬头垢面饥肠辘辘的学生们顿起同情之心，给他们做了热腾腾的荞面饸饹。学生们吃完后就坐顺路大卡车到了新民堡公社，从那里踩着冰封的黄河到了包头东磴口车站，从那里坐火车赶往北京。此后几天，陆续到京的联委会人员约有200多人，负责接待他们的是中央文革华北组的一些军人们，他们收下了材料，并在中山公园听取他们的诉情，但也没什么结果和下文。他们不知道，此时中央对形势已有新的判断，鉴于一些地方上有为去年“二月逆流”翻案的风潮，中央文革认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特点是否定革命造反派，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见《中国历史》第二卷下册第796至797页有关内容）加之中央此时采取强制措施制止各地武斗，号召各地大办学习班。毛主席在2月3日的最新指示就是“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能在学习班得到解决”。联委会此时在北京是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的，问题还得回到内蒙解决，这次滕海清可能要亲自出马了。

  我们再叙述联委会在东胜地区的反应。从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开始，东胜大街上到处贴着盟县两级联委会下属的红总司、红革司（卫校），东胜124工人总部、县一中八一兵团、农联总站等群众组织的大幅标语。这些标语用语激烈，火药味十足，由过去的“不要派委会”，“单方筹建的革委会对我联委毫无约束力”等诉求式的改为对抗式的语言，我们摘录几条以窥见1·28事件后东胜地区的动态。“强烈要求盟革筹小组、军分区立即处理1·28反革命事件！”，“最强烈抗议鄂匪对我联委实行三光政策！”，“鄂匪必须立即释放我联委战士，归还我联委全部财产！”，“我联委战士是杀不尽，砍不绝，压不垮的！”“血债要用血来还，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我联委战士不将郝、田死党从鄂尔多斯高原彻底铲除誓不罢休，死不瞑目！”，“大刀长矛征服不了我联委战士忠于毛主席的红心！”，“联委战士宁愿站着生，不愿跪着死，宁可死在战场，不愿死在床上！”，“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独有联委驱郝田，更无八一怕鄂匪！”，“唤起工农千百万，直捣鄂匪同心干！”。

  和总指挥部对1·28事件的定性一样，联委会也将1·28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将总指挥部称为“鄂匪”，并一再向盟革筹小组、军分区要求处理这次事件的总指挥部“前线指挥”，如若不处理他们也将采取一定的措施予以还击。

  1·28事件的发生使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争斗已达白热化，也使伊盟革筹小组和军分区苦心经营的大联合成为泡影，两派何去何从，已到了一个生死关头，伊盟70多万人民也高度注视着下一步局势的发展和动向。

  1·28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东胜县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上“盟一中八一总部的学生用高音喇叭干扰而致双方磨擦而引起的。”但实际上亦是文革以来两派长时期对立、争斗进一步升级的必然结果。但伊盟革筹小组和军分区也处置失当，难辞其咎，且不说事件发生前的举措有误，单就上报县革委会组成人员就耐人寻思，失之偏颇，新生的革委会副主任里固不可能有县联委会的人员进入，但在11个常委里上报的竟是一个只有18岁的县木泥社女工人，但这也未被内蒙革委会批准，竟被空缺了起来，只在23名实批委员中放了两位联委会人员，如此批复，盟县联委会的愤怒可想而知。

  事件发生后的第9天，即2月6日，陈维周在全盟贯彻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有线广播大会上又不点名地指责了联委会，说最近东胜发生的1·28破坏东胜县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的事件就是一小撮走资派和坏人勾结起来了，利用群众中的资产阶级派性，尤其是利用青年人政治上的单纯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制造纠纷，造谣惑众，破坏生产，挑起事端，煽阴风点鬼火，扰乱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年青的红色政权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以达到他们对抗红九条、反对红色政权、破坏革命大联合的目的。并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等等。

  这个讲话也是火上浇油的，更激化了事件发生后的两派对立，联委会要求陈维周将这个讲线日的讲话要害是“保郝田、压联委”，“军分区是支派不支左”。他们在愤怒和绝望之中更是采取了一些带有暴力的寻衅和报复手段，这也将他们进一步推向了不归路，我们在下一节将详细述到。

  我们在结束本节前，再交待一下杭锦旗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事情。内蒙革委会在1月26日同时批复成立东胜县和杭锦旗的革命委员会，东胜县的成立庆祝大会酿成那么大的风波和事件，震动了全盟各旗县。

  而杭锦旗革委会成立的庆祝大会却较为平顺，1月29日是大年三十的日子，经过27、28日两天夜以继日的准备，今天杭锦旗的新生红色政权就要成立了。这天从上午九时，人们纷纷聚集在大礼堂前，全锡尼镇（杭锦旗政府所在地）那时有7000多人口，那天据说有5000多人顶着刺骨的寒风参加了成立庆祝大会。隆冬季节，滴水成冰，但人们豪情万丈，盛况空前，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云霄，全没有东胜县成立庆祝大会的那些麻烦事。看来杭锦旗的革命大联合搞好了，新生红色政权的掌权者们没有遇到来自对立面的挑战。但是乐极生悲，庆祝大会快结束时人们燃放炮竹，一枚雷响了一声后又将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学生炸的血流满面，伤重而亡，大年三十出此事故，给喜庆的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也预示着杭锦旗新生政权今后的道路绝不会是平坦的，也不会是顺利的，真是不祥之兆啊！

  乔志荣，鄂尔多斯杭锦旗人，2008年曾出版有长篇纪实散文集《流水的生活》，以一个鄂尔多斯人的家庭视角追索逝去的生活镜像，解读人们的心灵饥渴和焦虑，通篇弥漫着怀旧的情调。2015年著有《昨夜风暴昨夜雨一一伊克昭盟“文革”记事》，全书50多万字，本着公正、客观、真实、全面的态度记敘了原伊克昭盟文革历史。